从制出第一顶伞到1960年，制伞社一路欣欣向荣，这年年底，制伞社作了一次统计，吓！全年共生产了199000顶雨伞，乖乖！
如果这家弄堂小企业一门心思守着雨伞不松手，专心致志做雨伞，将来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不好预料。不过，问题在于这间小小的制伞社并不安分。就在制伞的同时，开始加工螺丝螺帽和钻头。如果把雨伞看做农业社会的遗老，那么螺丝螺帽和钻头则是工业社会的常客。你不能不信，合作社就是把与制伞毫不搭界的东西，就这样无厘头地在一个屋檐下存在了。谁能料到，制伞社的这个小小的不安分行为，是把一枚种子埋进了土壤。这是一枚叫作五金的种子，它的出场正是后来所有转型行为的开始。
蝴蝶悄悄煽动了翅膀。谁能想到有一天，手工制伞社摇身一变，成为汽车工业的一部分，在之后呢，它会像一条自由的鱼儿，欢快地拐进另一条河流，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这简直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微缩镜像。起因居然是农业社会孕育的手工业，是手工业充当大工业的开路先锋。就像当年标致（PEUGEOT）家族在乡间箍桶、开磨坊的时候，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造出仅凭两个轮子就会飞跑的自行车，更难以想象，最终会还造出四轮汽车这种钢铁怪兽。
在未来，不久的未来，一个叫埃美柯的宁馨儿也会闪亮登场，成为一个有着响当当名声行走全世界的角色。
制伞社用小小的螺帽、钻头叩开了五金时代的大门了。这是他们从农业社会手工业经济中冲出来的第一步。这一步，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远高于实际的经济价值。从此，创新的冲动作为一种精神基因被反复复制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还是回到1960年代吧。
1960年制伞199000顶是制伞社产量的巅峰，第二年产量就开始减少，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64000顶。钢钻的销路也大大减少。莫非制伞社开始走下坡路？
1962年1月，制伞社领导班子调整。张明龙担任社党支部书记，邵金水、王信娣、程瑞香担任支部委员。理事会也作了改选，由邵金水担任理事会主任（同年下半年邵金水调出，王信娣任主任）。团支部书记由沈秀娥担任。
从1958年到1961年，留给中国人心头的是悲惨的烙印。这个大烙铁的正面是大跃进，其背面就是人民生活的“低标准”。这一时期城乡经济崩坏，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，非但没工作岗位提供给这些人，就连正常的生活保障也日见窘迫。
1962年5月27日，中共中央发出精减职工、减少城镇人口号召，有计划地安排部分城市人口包括在职工人离岗回乡。制伞社积极响应，精简了62人回乡，又调出18人，社员人数减至146人。制伞量继续下滑，年产量降到了126000顶。
1963年4月，王信娣调出，领导机构又重新改选。张明龙担任党支部书记，劳祥岳、陈锡昌当选党支部委员。同时还重新改选了理事会、监事会，由劳祥岳、张炎明任理事会副主任，邱才宝、庄成仪、陈锡昌任理事。应宝庆担任监事会主任，章天高、应宝根任监事，鲍永德任团支部书记。
3年内三次调整领导班子、精简人员，都没能止住产量、产值的双双下滑。顺风顺水的好日子结束了，制伞社遭遇了成立十年以来的最大危机。
坐着发愁肯定不行，要想有活路，必须找出路。但是伞的销路还在萎缩。他们只能尽可能守住伞的业务，不要崩盘。同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出路，挽救合作社。他们把目光从伞移向了五金。制伞社果然不缺少能人，很快，他们研制出罗丝攻绞手和圆板牙绞手，为此社里还新添了一台刨床和二台车床。自此，制伞社有了名副其实的机器——三台机床进入了制伞社。不仅如此，社门口还新添了一块牌子：宁波市五金工具社。
就像蝴蝶翅膀在亚马逊雨林的一次轻微扇动，就因为这次小小的“越轨”，一个小小的尝试，让制伞社闯入了五金时代，完成了从农耕向工业的转化。制伞社埋下的五金种子发了芽，长出了幼苗。
1964年9月，汪阿宝调入任党支部副书记。这年产量回升，制伞138000余顶，总产值143000余元。
1966年，“文革”爆发。
贴隔壁的宁波市手工业联社模具厂，原本是一家欣欣向荣的绩优企业，却戛然收住了蒸蒸日上的势头，开始走下坡路。在造反有理的名头下，此时厂内山头纷起，各派势力斗得如火如荼。1967年5月，该厂实现了造反派联合，成立了红色革命联合造反组织，把个好端端的企业斗得七零八落灰头土脸。此时制伞社虽也有人心潮澎湃，少数几个人也起来造反闹革命去了，但大部分人仍旧坚守生产岗位。这年产值仍创新高，达到223000余元。可喜的是，在这样动乱的年代，制伞社职工没有群起造反，而是沿着更加精密的技术路线走了下去，让这棵五金幼苗继续成长。
1967年，制伞社再次跨界“异动”，试制成功了黄油枪头和汽车制动软管，又是和以前产品完全不搭界的东西。章天高、邵文元为这次“异动”立下殊功。由于汽配件和五金产品异军突起，1967年全社总产值增长到330000余元。
世界上有两类常态企业可以互为参照。一类是咬定青山矢志不渝型，几代人几十年上百年专攻一业专事一物，走精深路线把产品往极致做，用卓越品质把对手甩开。日本唯一的制造螺丝钉的企业，德国仅有的几家电镀厂就都是这类。另一类是蛙跳型，视野开阔心思灵动，对自身和外界变化都极为敏感，时刻准备着调整姿态，争得先机，但凡有机会就会尝试新的事物，直到成为一个行业的翘楚。
五金时代已然到来，是伞业谢幕的时候了，维系了14年的制伞业务全盘移交给了浩河竹器社。
1968年2月，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，羊行巷29号挂出了新企业招牌——宁波市红卫汽车配件厂。在那个以闹革命为主业的年代，多少企业在内斗中散了垮了，而这个小小的弄堂企业却逆势生长，从手工业中脱身而出，蝶变为现代工业的一部分，其中原因，或许就在于他们的草根本色，又或是深受传统宁波帮前辈务实进取精神的影响吧。事实上，中国商业所谓的海派气质，底色就是宁波帮的商业气质，眼光高远，态度务实，经济明晰。这种气质早已在宁波人的心里根深蒂固，尽管计划经济已然成普及之势，但只要有机会，他们就像竹笋，即便是上面压着石板，幼苗还是能够顶起石板，倔强地冒出头来。
新挂牌的红卫汽配厂成立了革委会。汪阿宝任主任，柳昌祖任副主任，张炎明、蔡志安、郑征棠任委员。从这一时刻起，新的一轮合并再次开始。
1970年9月，宁波东风汽车配件厂并入红卫汽配厂。
东风汽车配件厂前身也是手工联社下属的街道弄堂工厂——宁波麻纺织品制绳生产社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生产麻线麻绳的作坊，也生产绞手。这情况和制伞社生产钻头一样，过程总有些无厘头。1966年，这个麻线作坊里又开始生产汽车电喇叭，给钱塘江汽车厂配套。以后又相继投产了汽喇叭、汽车喇叭按扭、继电器、点火器等汽车配件产品，企业也更名为东风汽车配件厂。东风汽车配件厂并入红卫汽配厂后，带来了新的产品，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了。
同年10月，宁波农机配件厂也并入红卫汽配厂。工厂规模的空前扩大，职工人数增至398人。厂领导机构再次发生变动，主管局派谢富棣担任红卫汽车配件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，还任命徐阿三、汪阿宝为副书记，童孝娣、陈锡昌为委员。厂革委员主任谢富棣，副主任徐阿三、汪阿宝、柳昌祖，委员张炎明、蔡志安、郑征棠、王文仙、桂阿宝、黄根法、施卫。厂革委会下设政工、生产指导、后勤三大组：政工组长徐阿三、副组长童孝娣。生产指导组组长柳昌祖，副组长桂阿宝、张炎明。后勤组组长陈锡昌，副组长黄根法。
宁波农机配件厂在演武街126号，并入红卫汽配厂后，只是把厂门口的农机配件厂的牌子摘下，换上红卫汽车配件厂的牌子，大多数职工仍在演武街上班，生产由葛启福负责。
羊行街厂部设一个喇叭车间，生产由王文仙、樊忠良负责。绞手设钳床和成品两大组，生产由杨品娣负责，油枪、软管、园板牙三大组，生产分别由竺世良、章天高、陈静娟负责。
这一系列合并动作让人眼花缭乱。然而，等待他们的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合并，此是后话。